东京玫瑰（二战东京玫瑰）
今天给各位分享东京玫瑰的东京知识，其中也会对二战东京玫瑰进行解释，玫瑰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战东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京玫现在开始吧！东京
二战时期日本有什么世界闻名的美女？
马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不是战东，是京玫女神节了。你心目的东京女神到底有没有出现呢，礼物准备好了吗？玫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战东人们往往对于女神，京玫有着疯狂的东京迷恋，即使在残酷的玫瑰战争年代也不例外。这不，战东在二战时期，美军中就流传着一个口号：打进东京，活捉东京玫瑰。那么，这个东京玫瑰到底是何方神圣，让美军如此痴迷呢？
二战，美军口中的东京玫瑰，按现在的话说是太平洋战场上所有美军的女神。这个女神，美军从来都没有见过，只是听过她娇柔磁性的声音。她叫户栗郁子，出生于美国洛杉矶，为日裔美国人，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本来一直生活在美国，但是后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她回日本探亲，但由于战事被困在了日本，回不去美国了。为了谋生，她只好出去找工作，最后她在东京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后来，因为户栗郁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成了东京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
她被日军指派担任播音员专责对美军心战喊话，企图勾起美军的乡愁，产生厌战情绪，影响美军的士气。户栗郁子的定期节目叫做Zero Hour（零点时刻），她的声音甜美、亲和，在雄性酷烈的二战战场上，这娇柔磁性的声音，有着异乎寻常的冲击力。美国大兵们将其视为女神，而且还给她起了一个“东京玫瑰”的称号，她可谓是太平洋上所有美国的大兵的公共情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9年10月6日，美国以叛国罪逮捕和审判户栗郁子。她被判罪成处以10年徒刑和1万美元罚金，同时剥夺了她的美国国籍。比较搞笑的是，在东京玫瑰被判决后，很多美国大军为其奔走呼号，要求麦克阿瑟将其特赦。这些美国大兵的理由竟然是“东京玫瑰”甜美的声音，是伴随着他们度过艰难岁月的一个礼物，很多美国大兵都是抱着“打进东京，活捉东京玫瑰，一睹芳容“的念头，才在艰苦的条件下一路挺过来的。
当然，对于美国大兵的请求，麦克阿瑟认为甚是荒唐，并没有同意特赦。就这样东京玫瑰户栗郁子在监狱待了6年后，美军才发现她所谓的“东京玫瑰”的身份有疑点，因此她得以获释出狱。1977年，美国总统福特对其进行了特赦，恢复她的美国公民身份。随后，户栗郁子回到了美国居住，在2006年9月26日在芝加哥逝世，终年90岁。
看了这个号称“东京玫瑰”的户栗郁子的照片，发现她长得并非所谓的倾国倾城，只能是还好吧。常言道：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蝉。那些寂寞的美国大兵，之所以将其视为女神，主要是她的声音太具有冲破力了，美军心中幻想了无数遍。美军所爱的并非是现实中的户栗郁子，而是他们心中属于自己的完美女神吧！
二战中美国人有投降日军当“美奸”的吗？
叛徒，自古有之，在战乱的年头更是常见。当然，有些背叛是迫不得已，但是也有一些背叛是为了各种利益。二战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叛国者，其中美国也有投靠日本成为“美奸”的。在这些美奸中，却有一朵玫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大兵心中绽放，成为永恒。
这位美奸的亲生父母都是定居于美国的日本人，可是作为日裔美国人，她却阴差阳错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到底她拥有的是一颗日本心，还是美国心呢？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她虽然喊话瓦解美军士气，却意外成为美军的大众情人，她就是“东京玫瑰”——户栗郁子。
一、大洋彼岸学业成，归乡无奈困于乡
户栗郁子的父母定居于美国，她也出生于美国洛杉矶，是一位日裔美国人，后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学业有成的户栗郁子本来前途美好，不过她赶上了一个战乱的时代。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户栗郁子恰好回日本探望亲戚。结果战事一起，她被困日本。
要知道这战争一旦打起来，美国和日本就断交了，各种交通和音讯往来就变得十分困难。户栗郁子归国无望，盘缠也即将用尽，不得不先在日本找一份工作，然后一边打工一边挣钱，另寻机会回美国。
日裔回乡探亲，结果被困在日本，这是命运对户栗郁子开的第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只是甜点，后面才是正餐，让户栗郁子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
二、为谋生计当主播，喊话美军解士气
由于毕业于美国名校，还是一名“海归”，户栗郁子谋得了一份在东京广播电台当打字员的工作。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也适合一名女性。不过很快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户栗郁子，被电视台安排做英文方面的编辑工作。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和美军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打得十分激烈。为了配合战事，日军高层决定向美军士兵发起心理攻势，以广播节目的形式，向美国大兵喊话，以此勾起他们的乡愁思绪以及对上级的不满。目标是美国大兵，那当然得找一名女主播，这时候相貌漂亮、声音甜美、英语地道的户栗郁子成了最佳人选。
很快，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为户栗郁子量身打造了一档全新广播节目——零点时刻。户栗郁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熟悉美国文化，也能贴近美国百姓，于是她的节目很受美国大兵的欢迎。要知道，战争是很苦的，在太平洋上，美军士兵为了排解寂寞和压力，听广播成了最佳和最广泛的方式。
三、战后定罪叛国者，美军奔走促特赦
户栗郁子的主播风格诙谐幽默，贴近人心，马上成为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最佳女主播。美国大兵们纷纷上演了一出爱上女主播的战场趣事，成为了户栗郁子的超级粉丝，整天想着能见上她一面。据说当时很多太平洋战场的美国大兵，将去日本东京见户栗郁子一面，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以此支撑自己继续打仗。
户栗郁子又被命运开了一次玩笑，成为“东京玫瑰”，不过只是其中一员，因为日军还安排了其他女主播向美军喊话，告诉他们美军战事不利，后院着火之类的鬼话，不过户栗郁子是当中最知名的。可是这日军的本意是利用户栗郁子的节目来瓦解美军士气，结果倒是适得其反，美军不但缓解了压力，还有了精神寄托，这怕是让日军高层哭笑不得。
不过二战结束后，由于户栗郁子是日军心理战术的重要角色，于是她被美军以叛国罪逮捕并审讯。叛国是重罪，本来户栗郁子凶多吉少，可是命运再次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有人给她求情。谁给她求情呢？就是当年太平洋战场上成千上百的超级粉丝——美国大兵们。
在户栗郁子被引渡回美国审判，定罪十年有期徒刑并剥夺美国国籍后，许多美国官兵开始为自己的最佳女主播奔走求情。
坐牢六年后，由于户栗郁子的“东京玫瑰”身份出现了疑点，加上美国大兵一直在给她求情，于是户栗郁子获得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的特赦，还恢复了美国国籍。出狱后的郁子留在了美国，于2006年病逝于芝加哥，享年90岁。
户栗郁子的前半生可谓传奇，虽然她被裁定为叛国罪，可是她当初也不过是谋一份好工作以求生计罢了。在个人思想上，她确实缺乏对国家的大爱，可是也得考虑到她是一名年轻的日裔美国人。无论如何，户栗郁子坐了六年牢，该偿还的罪责也都偿还了。虽然二战后，她的人生归于平淡，不过她曾经作为一朵娇艳的玫瑰，绽放在许多美国大兵孤寂的心灵中！
川岛芳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上海马玉山路 （今双阳路） 上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发生了一场骚动。
那一天，以天崎启升为首的五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的工厂大门前敲鼓击钟，并向厂内投掷石块。
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纺织厂，“九一八”事变后，工人们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天天上班前操练。看到日本僧人在厂门口挑衅，“救国会”的工人们随即走了出来，进行盘查。
就在此时，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忽然冲入了队伍，对那几名日本僧人用石块又打又砸，造成一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伤重不治而亡。
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治凶手，道歉”。1月20日，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多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冲入了三友实业社的厂房报复，打砸烧抢，还打死一名闻讯前来的警察。
1月21日，在日本的日侨随后举行大规模游行，一路高呼“杀光中国人！”抗议中国的“抗日暴行”。日本方面要求中国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并要求中国守军全部撤出闸北。
当时的蒋介石军队主力，正在江西“剿共”，所以要求上海方面全盘接受要求，忍辱求全。
但就在中国全面接受要求的情况下，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然向闸北发动全面进攻。负责沪宁地区防卫的第十九陆军，在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
这场事件，被称为“日本僧人事件”，因此引发的战斗，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二战后，当时的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自供：
根据田中隆吉的供述，那些事情，都是他委托一个“和我很亲近的女子”来办妥的，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做川岛芳子。
往前倒推26年。
1906年，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年号宣统。同年，肃亲王善耆有了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善耆给这个小女儿起名为“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
1912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大清黄龙旗应声落地。落魄的肃亲王善耆作为最坚定的保皇派，一直想恢复故国的荣光，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日本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从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翻译官起家，因为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紫禁城保护得不错，由此结识了肃亲王善耆，后来做到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负责培训清朝送来的警察，风光一时。
善耆自己也清楚，凭借满清的力量，复国已是天方夜谭，最能借助的，就是日本的力量，所以他评价川岛浪速为“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
而川岛浪速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日本的间谍，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促成“满蒙独立”，他知道善耆是一个重要棋子，所以也称他为“非凡之人”。
如何显示兄弟间的亲善之情？善耆决定，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爱新觉罗·显玗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为养女。
显玗的哥哥，当年11岁的爱新觉罗·宪立后来回忆起6岁的妹妹当年离家时的情况：
“她去二楼父亲的房间辞行时，身穿中国衣服，头发上系着一个白色丝带，哭着说：‘我不愿意去日本。’母亲一再地哄着说：‘好孩子不要哭’。”
宪立回忆：“我至今还不能忘记生母在那一天的痛苦样子。”
自那时起，6岁的显玗改了名字，开始叫那个后来被人所熟知的名字：川岛芳子。
但川岛浪速，并没有只是把川岛芳子当做一个养女。
1912年，六岁的显玗更名为川岛芳子后，随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川岛浪速完全是按照一个间谍的方式培养自己这个养女的。在日本，川岛芳子学习的是开枪、射箭、骑马，并接受军事、政治、情报等各方面训练。加上川岛浪速家里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法西斯主义聚集的沙龙，所以川岛芳子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
对政治的高度热情，甚至表现在了川岛芳子的恋爱中。
1924年，已经18岁的川岛芳子亭亭玉立，身边已经有了不少追求者，其中她比较倾心的，是一个叫岩田爱之助的男子。
岩田爱之助是典型的日本极右翼，他主张日本应该立即发兵占领中国东北，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川岛芳子和岩田爱之助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很少有风花雪月，而是往往以政治为话题的。
但这时，川岛芳子身边闯入了一位奇怪的追求者——养父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曾对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希望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
但当时已经59岁的川岛浪速采取的追求手段，近乎无耻——他直接强暴了川岛芳子。
那一夜之后，川岛芳子写下了日记：
“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
第二天，川岛芳子头梳日本式发髻，身穿底摆带花和服，拍了张少女诀别照，然后就剪了个男式分头，决定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但是还有爱人岩田爱之助呢？
也就是在那一年，岩田爱之助决定向川岛芳子求婚。
但岩田爱之助发现，川岛芳子的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多次表示：“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
一开始还宽慰芳子的岩田，最后也恼了，把一把上膛的手枪放到了川岛芳子面前，示意她若真想死，就去死。
川岛芳子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扣动了扳机，惊得一旁的岩田目瞪口呆。好在子弹只是穿过了川岛芳子的左肋，并没有致命。
自杀未遂后，川岛芳子没有选择沉默，把养父奸污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全家人。
但是，她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
彼时，肃亲王已经去世，川岛芳子的两个兄弟，爱新觉罗·宪开和爱新觉罗·宪东也寄养在川岛速浪家，所以芳子只能写信给国内她最信任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
宪立的回信是这样的：
“现在决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川岛浪速会做适当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所谓的“解决”，就是川岛浪速把芳子送到了鹿儿岛休养，两人暂时分离。
在鹿儿岛呆了3年之后，21岁的川岛芳子断然拒绝了川岛浪速请求她回到身边的要求，只身来到了中国。
她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恢复故国。
川岛芳子原先指望的，是一场政治婚姻。
1927年，21岁的川岛芳子和蒙古独立势力首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在旅顺结婚，但这是一段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婚姻。三年之后，川岛芳子就不辞而别了。
事实上，川岛芳子早就认识到了蒙古独立势力难成大气候，她当时看上的，是日本关东军。
要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赏识，是要有投名状的。
川岛芳子瞄准了一个牛气冲天的大人物——张作霖。
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善耆，当时是和蒙古独立势力巴布扎布结成“独立”同盟的，但是张作霖是最大的绊脚石 ，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1916年林西一战，巴布扎布毙命，肃亲王的“满蒙独立”梦想破灭，一蹶不振，六年后死去。
所以，川岛芳子其实是非常恨张作霖的。
恰巧因为张作霖一直对日本要求的权益出尔反尔 （延伸阅读： 《双面张作霖》 ） ，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忌恨，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一批人，一直在密谋暗杀张作霖。
川岛芳子找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
首先，川岛芳子有一个前清格格的身份，其次，据说她在与蒙古人结婚前，曾是张学良偏房的候选，所以她能相对隐蔽地打入当时奉军的内部。
在试图约见张学良失败之后，川岛芳子用自己的手腕，轻松征服了张学良身边一个郑姓副官，将张作霖退回关外的列车时刻表搞到了手。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归西，川岛芳子从此进入日本关东军的视线。
崭露头角的川岛芳子，之后做了三件更加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事。
第一件，是通过各种手段，摸清了张学良手下东北军的所有家底。正因为川岛芳子的情报，所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其实心里是有点底气的。
第二件，是在日本关东军偷偷把溥仪从天津送到满洲后，川岛芳子想尽办法，把溥仪的“皇后”婉容装在棺材里，也偷偷运出了天津，促成了所谓的“帝后团圆”，为伪满洲国建立出了大力。
第三件，就是本文一开头叙述的故事，她与田中隆吉一手策划了“日本僧人案件”，引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川岛芳子得到了她期待的嘉奖——在新京 （长春） 被任命为满洲国女官长。第二年，川岛芳子正式被任命为“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那时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金璧辉”） ，安国军则被宣传为“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
当时26岁的川岛芳子，被日本人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梦想中的“满洲独立”终于实现了，但川岛芳子却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伪满洲国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川岛芳子似乎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她期待中的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而是一个日本势力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川岛芳子开始对日本方面不满起来，甚至公开批评日本的“大陆政策”。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川岛芳子，利用个人的权力释放了一些被逮捕的中国人。
日军对此非常警觉，立刻把她送回了日本，监视居住。
当时28岁的川岛芳子，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另一种生活，可能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但是，她没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川岛芳子立刻又回到了中国的天津，开了一家饭店，那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兴楼”。
川岛芳子生日那天，在“东兴楼”大摆筵席，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原奉军实力派邢士廉、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等。宴会开始不久，川岛芳子就让人抬来一块匾额，上面刻着：
“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
全场震慑。
多田骏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和川岛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多田骏的“照顾”下，川岛芳子的这家“东兴楼”成了当时日军在中国的一大“情报集散地”。
川岛芳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手腕，在这里接触各路三教九流，套取各路情报，甚至还搭上过孙中山之子孙科，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消息。至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头子戴笠也和川岛芳子建立过联系，并且保持沟通，商谈“中日和谈”的可能。
如果说之前川岛芳子的奋斗理想，是为了“复国”的话，那么之后她的行为目的，却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后面的大量资料来看，川岛芳子做很多事的动力，是为了“立功”，是为了让日本军部更重视自己。
为了立功，她还曾偷看了多田骏办公桌上的高度机密文件，获悉了日本当时有意和国民党政府“和谈”的意向。为此，她还直接上书当时已经上台掌权的东条英机，表示自己熟悉国民党各个派系，可以立功。
为了这件事，东条英机差点派人把川岛芳子给杀了——他怀疑川岛芳子是不是已经做了重庆方面的间谍。
但即便被日本军部怀疑甚至关押 （曾被东条英机关了半年） ，川岛芳子始终没有放弃过在中国的谍报生涯，不知是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对她有吸引力，还是惊险刺激的间谍生涯让她有成就感。
但是，欠的帐，总是要还的。
1945年，战争结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1945年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自己的家里，被军统特工逮捕，并以汉奸罪提起公诉。
1947年10月8日，北平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第一次公审，因为听说要公审“东方女魔”，法院涌进3000多人，玻璃窗都被挤碎，第一次公审被迫延期。
当时能决定川岛芳子生死的，是一个国籍问题。
以川岛芳子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既不可能直接屠杀平民，又不可能参与日本军部的方针决策。这就意味着——
如果她是中国人，那么法庭就可以以“汉奸罪”起诉，但如果她是日本人，根据当时的审判案例，除了高级司令官和直接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官要获刑外，其他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都被释放回国。
此前川岛芳子的好友李香兰 （本名山口淑子） ，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遣返回国。换句话说，只要川岛芳子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同样可以脱罪。
可笑又有点可悲的是，为日本殚精竭虑效力了那么多年的川岛芳子，居然没有日本国籍。
更可悲的是，除了她的亲密好友外，也没人愿意为她张罗这件事。
川岛芳子的一封求助信，曾寄到了她的养父川岛浪速手里，在信里，川岛芳子请求养父为她修改生日，并伪造日本户籍。
当年要娶自己养女为妾的那位川岛浪速，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写了一封信给川岛芳子的辩护律师，说川岛芳子是日本籍，但她的户籍证明弄丢了。后来有人推测，他怕引火上身，自己也被宣判为战犯。
在狱中，川岛芳子曾给自己的秘书小方八郎写过一封长信，里面提到：
“宣判死刑那天，我还吃了两大碗面！难友们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泪。我觉得欢乐应该大家共享，悲哀却不愿大家分受。”
1948年3月25日清晨，川岛芳子在写完遗书后，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终年41岁。
写川岛芳子的时候，忽然想起以前写的另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和那篇文章里的“东京玫瑰”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一生，显然要更“波澜壮阔”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者却又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被抛入了残酷的时代洪流之中。
与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命运似乎更让人感慨一些：童年时被送走，少女时被奸污，恢复故国的梦想破灭，临死时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国家，根本没给自己国籍……
但作为一个个体，川岛芳子或许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放到她置身的那个时代以及她自己最终做出的选择， 她的结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罪名也是盖棺定论。
曾有一个说法，说川岛芳子临刑前重金收买了另一个患绝症的女人，施行了“调包计”。川岛芳子化名“方姥”，在长春郊外隐居，到1978年才病故。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现在的那些证据其实疑点重重） ，这只能又是大家对“东方女魔”的一种想象吧。
但我写到后面，脑海里浮现的却不是“女魔”形象，而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一个男性：慕容复。
翩翩美公子，偏偏被家族安上了一个“复国”的使命，殚精竭虑，忍辱负重，最终却精神失常，发了疯。
川岛芳子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刹那，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暗杀大王”王亚樵之死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在那篇文章里，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粟郁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的一个渺小的个体。
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中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
“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名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从小就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
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来管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合肥接管。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逼得他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从1911年到1921年，整整十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
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这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三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总统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也是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
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反而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
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了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
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参看：《一个流氓大亨的正面和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
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因为张延龄本身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勒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还有一个大亨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参看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
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
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如果单单只是一个黑 社会 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
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在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手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别人的国家中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
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
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
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
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目送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
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宋子文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
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
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在当初的湖州，都和王亚樵是拜把子的兄弟。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
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时间到了1933年。
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中共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彭德怀和林彪，各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
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
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又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走投无路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也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
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但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出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了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她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能否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安排余婉君的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的人生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佣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
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10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不到2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从来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政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
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呆得长久。
倒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对于王亚樵而言，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
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却也是他悲剧收场的原因。
为什么当年在美国的日本人居然代表美国参军？
美日裔为何获认可:二战中被歧视仍踊跃参加美军
在二战中的遭遇，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
2011年11月3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参加二战的美国陆军442联队和100步兵营授予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这两支美国二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部队的士兵全部由日裔组成。奥巴马总统在法令中写道：他们勇敢地在国内与种族主义、在国外与法西斯主义战斗。其卓越的忠诚与牺牲是应得到称颂的爱国情怀。
该新闻刊载在全美各大媒体，包括最大的日文报纸《罗府新报》。这份超过百年历史的报纸唯一一次停刊就是在1942年日裔美国人被拘禁期间。
著名作家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写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著地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70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战机呼啸着朝珍珠港俯冲而来，使这天成为美国的国耻日，也拉开了4年太平洋血战的序幕。正是从这一天起，几十万美国日裔居民陷入了无尽的命运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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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时代，也开始了其海外移民潮。日本移民到达美国的时间比华人晚30年左右。19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日本人才200出头，10年后略少于200人。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19世纪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9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3倍，20世纪头10年内达到10万人的高峰。
20世纪初开始，美国开始排华浪潮，和中国人一样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也受到波及。此时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少。由于美国禁止亚裔女性入境，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男子人数是女子的7倍，1900年的男子人数是女子的24倍—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到美国允许日本女性入境后，引发了相片结婚潮，即在美的日本单身汉凭借一张照片就在老家决定了妻子并帮助其赴美结婚生活。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暴雨前的微风
珍珠港被日军轰炸之时，25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艾娃·户栗（日文名户栗郁子，后同）正在日本探亲，美日两国的战争断绝了她回到“家乡”的可能。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她将会在以后4年以“东京玫瑰”之名成为太平洋战场最知名的女性。而17岁的丹尼尔·井上（井上建）则是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普通毕业生，他从事的是医疗工作，其家族在1899年从日本福冈来到美国。
井上建和户栗郁子都属于“二世”。在日文里，“一世”指第一代移民，“二世”为第二代。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日裔的主流基本是“一世”和“二世”。讽刺的是，“一世”中不少还是日本籍，这主要是源于美国过去歧视性的法律，而“二世”和“三世”几乎都是美国公民。
在文化上“一世”和“二世”显示了许多微妙的不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3/4的“一世”是佛教徒，半数的“二世”却是***徒。“一世”社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加以辩护，而以“二世”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我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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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哈里·福原（福原克治）就是一位已经完全“美化”的“二世”。出生于华盛顿的他14岁时父亲去世，依然不太习惯美国的母亲带着全家回到故乡日本广岛。福原克治无法融入日本的文化氛围，于是1938年又独自返回美国。洛杉矶一对白人夫妇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照顾并养大了他。
在二战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广岛，类似于中国的广东台山，恰恰是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地区。在广岛，侨汇总额高达当地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广岛一个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数额，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多。
2001年的电影《珍珠港》中，有一个美军伤员拒绝日裔医生治疗的片段，而在1970年的《虎！虎！虎！》中，同样有美军工作人员在日军偷袭后怒视一个日裔青年的场景。事实上日本的偷袭、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势如破竹、来自潜艇和水上飞机的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引发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恐慌（甚至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工厂也进驻了高射炮）和仇日情绪。而日军在东南亚和中国对平民和战俘的残酷虐待和屠杀无疑也成为了重要诱因。
有人砍倒了一些现在成为华盛顿代表性风景的樱花树，联邦调查局（FBI）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万名日裔。这次搜捕得到了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成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搜捕的结果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通敌或者间谍行为，实际上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然而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一丝微风。
第9066号总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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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裔最多的加州，州长卡波特·奥尔森指令解除所有日裔的公职，吊销他们的律师和医生执照，甚至禁止他们出海捕鱼。加州总检察长厄尔·沃伦的奇怪论调是：“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诡计多端、阴险隐蔽。”他甚至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保险公司把日裔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拒绝给他们送奶，杂货店的商人拒绝出售商品给他们。沃伦甚至把所有日裔的银行存款都冻结了，结果银行干脆拒绝兑换他们的支票。一些日裔开始离开加州，结果发现广阔的美国似乎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内华达州律师协会发表声明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州伯克利是危险的话，那么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司·克拉克表示：“日本鬼生活像老鼠，繁殖像老鼠，所作所为也像老鼠。”堪萨斯州干脆命令警察禁止日裔进入，州长佩恩·拉特奈解释：“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在美国各地，理发店的窗子上挂牌子写道：“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贴出标语：“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拒绝给日裔加油，连水都不给他们。甚至公共厕所也禁止他们进入。有5个“二世”来到新泽西州，一个农民雇用他们，当地治安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烧了，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幼子。一个“二世”姑娘来到丹佛市，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阻挡她，并表示：“你去你们自己的佛寺不是更好些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珍珠港，那里生活了15万日裔，但是总体情况比美国本土好得多，这多少源于夏威夷才被美国吞并了几十年。另外，拘留政策某种意义上和当时在美国西海岸普遍的强烈反日情绪和负责西海岸防卫总部的约翰·德维特中将本人的观点有很强的联系。
德维特将军公开声称，“日本鬼就是日本鬼，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这可以说出了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的广大民意。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德维特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把“狠狠地收拾本土的日本鬼”当做增加他自身存在感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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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1942年2月19日，在德维特的强烈建议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已经为全球战局焦头烂额而无暇顾及国内民权的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总统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虽然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词，但实际上在西海岸被广泛抓走的就是他们，与别的种族无涉。
拘留日裔美国人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报系和专栏作家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一类的种族主义者在报纸上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对日本鬼这么好呢？他们占了我们的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在前面，他们在公共汽车上占了座位。把他们撵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去受苦挨饿吧！一个都不留！”
甚至在新闻史上有着标志地位的瓦尔特·李普曼那样的开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莱·麦克威廉姆斯、威托·马克安东尼奥和共产党的《每日工人报》及《人民世界报》的主编们，皆表示赞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将拘留政策视为合法，尽管几十年后，该联盟将日裔拘禁定义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侵害公民权事件”。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无一反对。道格拉斯法官对是否违宪避而不谈。而雨果·布莱克法官则认为，加州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就是最高的权威。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表示反对，那就是司法部长佛朗西斯·比德尔，但是他在罗斯福面前被史汀生压倒。而支持比德尔的是著名的前总统埃德加·胡佛，参议院里只有一名议员反对，那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美国前总统，以推行“金元外交”闻名）。而科罗拉多州州长拉尔夫·卡尔是唯一维护日裔的地方州长。
二战期间的美国排日情绪远远超越了一战期间的排德情绪。当年排德风潮曾喧嚣一时，所有德国人都被称为匈奴人，还有“带破折号的美国人”（许多德文名的中间有连字符）这种侮辱性的说法。但是和这次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威廉·曼彻斯特在名著《光荣与梦想》中写道：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做残忍的医学实验。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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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集中营
第9066号总统令只有48小时执行时间，也就是说，日裔只有这点时间来料理家务，结束他们经营超过半个世纪的产业和生意。他们只准携带个人衣服，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甚至连剃刀和酒都被充公，没有上诉和抗议的权利。其财产总损失高达数亿美元，在当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3月30日星期一，德维特的命令就好像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贴在日裔的家门口，不久卡车开来，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日本鬼滚出来！”历史学家写道：这个命令叫起来就像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德国士兵叫喊“滚出来！犹太猪！”一样令人心惊胆战。
对待那些婴儿，一人一张标签，就像对行李一样处理。这其中包括只有14个月大的迈克·本田（日文名本田实）。他的家庭祖上来自熊本，在洛杉矶附近经营一家杂货铺，家族产业瞬间化为乌有。离开世代居住房屋的那晚上，他们和几千日裔家庭一起住在一座赛马场的马厩里。
历史书中对这个场景这样写道，那些年轻的日裔们，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土生土长，在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从衣着、讲话、举止乃至跳舞和体育运动都和白人无二，就这样被自己的“同胞”赶走。
日文版的行政命令，刊登在《罗府新报》上，随后这家报纸就被关闭，其编辑和记者们加入了被拘禁者的队伍中，同行的既有井上建这样的准医生，也有福原克治这样受白人监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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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3-11月间，有12万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大拘留营。这一带都是“以前没人住过，以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好几所干脆直接设在沙漠中。在这个过程里，日裔首领以毋庸置疑的命令要求全体日裔妥协，他们以身作则，带头举家迁入。
拘留营被称为强制收容所（ConcentrationCamps），罗斯福总统一次都没有去过，但是有一次他将其称之为“集中营”。这样的集中营在全美有11所。
拘留营周围都是带电的铁丝网，还有武装哨兵巡逻，瞭望台的枪口一律对着营内。人住的是“长排长排的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头屋子”，室内只有一个炉子、一盏吊灯和一张张铁板吊床。可以说，再也没有任何私人生活和空间可言。
他们必须自己劳动，开垦荒地，为了把环境弄得更人道一些，他们种了花，用废木料做家具。传统的日本文化特征如父权等在拘禁中解体。而在严酷的环境中，一些年老体弱者死去，包括户栗郁子的母亲。有人绝食或者试图逃跑并被射杀。但更多的人则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坚忍和对美国的忠诚。
坚忍与忠诚
日裔医生为当地美国人做检查和小手术，只收19美元，而一个白人实习医生做同样的事要500美元。他们种树，改良当地的环境，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陆军画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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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哨兵荷枪实弹，迷惑不解地每天看着这些“日本鬼”早上集合升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号乐队（每个营都有一个）奏美国国歌。在多巴兹的拘留营，日裔开学习班，两门课程选的人最多，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历史。每逢周六晚上，他们就合唱《美丽的亚美利加》。
1943年1月28日，史汀生宣布接受日裔参军，立刻就有1200多人报了名。整个二战期间总共有约3.3万名日裔以各种方式参加了美军，其中包括井上建和福原克治。由纯日裔组成的442联队和100步兵营（由夏威夷的日裔组成）被派往最残酷的欧洲战场。在那里他们成为了二战和美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日裔士兵开小差或者叛逃。他们获得了9486枚紫心勋章、4000枚青铜星奖章、560枚银星奖章和56枚陆军殊勋奖章。有9000人阵亡。作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战斗英雄，井上建在欧战胜利的前夜，即1945年4月21日与德军交战中失去了右手。他在医院里和1996年总统候选人鲍伯·杜尔和参议员菲力普·哈特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这所医院被命名为哈特-杜尔-井上联邦医学中心。
在太平洋战场，许多日裔从事翻译和情报工作。福原克治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一边忍受着一些同事“不愿与日本鬼为伍”的歧视，一边出色地完成了各种情报工作。甚至在战俘营中，他还遇到了自己在日本时的朋友，并成功消除其自杀的念头。日裔的表现让人联想起，率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打败德国的潘兴和艾森豪威尔都是德裔。
在另一方面，户栗郁子名声大噪。滞留日本的她一直试图返回美国，却偶然因为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被日军指派担任播音员专责对美军心战喊话，企图勾起美军的乡愁和引起他们对上司的怨恨。久而久之，她温柔、机智、诙谐、幽默的播音风格和甜美的英语竟然为美军士兵们所喜爱，得到了“东京玫瑰”的爱称，成为了太平洋战场的“拉莉·安德森”（德国歌唱家，著名二战战地歌曲《莉莉·玛莲》的演唱者）。
即使英勇作战，歧视依然难以消除。当第一批日裔士兵从欧洲回到美国，发现理发店和饭店依然拒绝为他们服务。一个失去了一条腿的士兵竟然当众挨打。陆军部看不下去了，派一些和日裔士兵作战过的白人军官去西海岸对商人和农民作巡回演讲。一个瘦长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被打死了？”中尉回答：“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日裔士兵除了两个，全部牺牲了。”这个农民回答：“真他妈的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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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的主流社会不可能对此视若无物。曾在1942年下达拘捕令的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公开为日裔的忠诚辩护。到1944年底，最高法院终于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违反宪法的。
司法部长比德尔在战后发表自白书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尽力阻止此事。甚至加州总检察长沃伦也在自传里写道，我完全错了，我深深地忏悔。而卡尔州长虽然曾经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饱受攻击，但是后世得到了全美的高度赞誉，因其义举，科罗拉多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众假期。
1976年福特总统公开表示，强制拘禁是绝对错误的，美国也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1980年卡特总统专门设立委员会重新调查当年的拘禁行为。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国民自由法》，正式以国家名义向日裔道歉并给以每人2万美元的国家赔偿。1992年，布什总统再次追加了每人2万美元的赔偿，11年间美国总共向日裔赔偿16亿美元，以《国民自由法》为标志，二战日裔拘禁得以画上一个句号。
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如果不是原子弹，配属计划中登陆日本本土作战部队的福原克治险些与自己留在日本的末弟弗兰克（福原克利）面对面厮杀，留在日本的弗兰克被征入伍，配属在小仓前线。后来福原克治回来了原子弹摧毁的家乡广岛，福原家离原子弹爆炸点只有4公里，最终他的长兄维克多（福原克己）死于辐射病。这位美国二战著名的情报人员最后以上校军衔退役，其传奇的一生被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写成小说《两个祖国》。
失去了右手的井上建后来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日裔与亚裔，他现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而他在442联队的战友斯帕克·松永（松永正幸）同样成为了参议员，只占美国人口0.5%的日裔在参议院中占有了3%的席位。1973年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尼克松的律师约翰·威尔森因为忘记关麦克风而导致众人听到他称井上为“那个小日本”，结果二战的独臂英雄淡淡地表示：“我宁可相信这只是个不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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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襁褓中被送入拘留营的本田实2000年成为了代表当年排日中心加州的众议员，他一直敦促日本政府反思历史问题和就二战侵略道歉，也是中国慰安妇索赔的支持者，代表着美国日裔的历史良知。
户栗郁子在日本投降后被逮捕，最终她被处以10年徒刑和1万美元罚金，同时剥夺了她的美国国籍。入狱6年后，她的历史问题出现疑点，因此获释。1977年获美国总统福特特赦，并恢复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实际上作为反思的一部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恢复当年因受迫害而失去美国国籍的5589名日裔的美国公民身份。
出生于这个时段的美国日裔，似乎注定是不平凡的。1942年呱呱落地于夏威夷一个来自广岛的日裔家庭的埃里克·新关（新关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的陆军总参谋长和四星上将，现任奥巴马内阁的退役军人部长。1946年埃里森·鬼冢（鬼冢承次）出生，同年一个反日议案在加州历史上首次以压倒性多数被推翻，清楚地表明了人心向背。从小听着442联队战斗故事长大的他，40年后作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牺牲者的一员，为人类历史所铭记。
从集中营走出的美国日裔们，更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了巨大的翻身成就，他们放弃了原来主要经营的园艺、渔业和零售，转向各种高技术专业人才，在高等教育、科研和社会经济中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如果以今日美国普通家庭收入为100算，日裔家庭为132，仅次于犹太人的172。索威尔写道，在二战中的遭遇，最终被证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国站稳脚跟的一个转折点，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
美国战斗机F-1——YF-23的F-13
F-13 照相侦察机
二战期间，对超远程侦察机的需求日益增长。B-17 和 B-24 都有侦察机改型用于执行此类任务，但它们的航程都不足以满足在太平洋战场操作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军认为B-29是唯一适合执行超远程侦察任务的机型，并将一架 B-29-BW（42-6412）改装了特殊照相器材，测试成功后从 B-29 和 B-29A 生产线上抽出 118 架用于安装仙童光学器材公司与航空技术服务司令部联合研制的照相侦察设备。
无论是 B-29 还是 B-29A 改装的侦察机，型号统称为 F-13A（F 是 Photo 之意）。所有的 F-13A 都在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 Line）的丹佛改装中心进行改装，基本上每架飞机在后部乘员舱的后下方都安装了一组 6 部照相机，其中 3 部 K-17B、两部 K-22 和一部 K-18 照相机。照相机通过后机身底部和侧面开的取景窗口取景，领航员兼任摄像师，通过投弹手舱位的一具改进过的 B-3 偏流计照相。
F-13A 后来又在后弹舱内安装了半永久性油箱，前弹舱内则可以挂载照相闪光弹或者用以容纳附加胶卷或相机。保留了所有的防御武器，标准的机组编制是 11 人，其中包括一名照相机械师，负责在飞行中维护和操作照相系统。
1944 年 10 月 13 日，首架 F-13A“东京玫瑰”号（Tokyo Rose）抵达塞班，并在同一天执行了对东京的侦察任务。这次的侦察为以后对日本首都的空袭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第 1 和第 3 照相侦察中队的 F-13A 部署在中国和马里亚纳群岛直到战争结束。战争结束后，许多的 F-13A 拆除了除尾部机枪外的自卫武器。1948 年，新成立的美国空军将 F-13A 的型号重新改为 RB-29（B-29 改装）和 RB-29A（B-29A 改装）。朝鲜战争中，部署在横田机场的第 91 战略侦察中队 RB-29（和一部分 RB-50）再一次执行了超远程侦察任务。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的最后一次任务是第 91 中队的 RB-29A 对北朝鲜航空基地的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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